萧杰奇道:“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传统文化?你能看懂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
“本来我是不懂的,多亏了你给我的这本道经,我倒也看出了一些。”这话虽然说的谦虚,却自有一股傲然在其中。
萧杰道:“你倒是说说看,什么是道。”
“就拿这些社会传统来说吧,为什么华国是儒家孝道,西方是上帝信仰,印度是种姓制度?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古代统治者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
华国的统治者是皇帝,而皇帝当然希望自己至高无上,所以就需要一种思想来控制人们。
秦始皇选择的是法家思想,用法律来规定皇帝的至高无上,很显然他失败了。
于是汉朝吸取了经验,选择了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和孝联系起来,从道德上将皇帝推上至高无上的宝座。
皇帝吗,当然希望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所以儒家是最好的,而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符合皇帝的要求,自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兼爱非攻,听起来挺美好,但堂堂皇帝怎么能接受跟老百姓一个档次。
为什么儒家要把忠和孝联系起来,因为提倡忠,就可以获得君王的支持,提倡孝,就可以获得家族中掌权者的支持。
有了这两者的支持,儒家自然会被独尊,可以说儒家的成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只要出现大一统的王朝,儒家就必须成为独尊的学派,因为它是最符合掌权者利益的,孔子或许在创立儒学的时候便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很清楚未来儒家将会成为怎样的统治学派。
而到了欧洲,情况出现了变化,欧洲没有大一统的王朝,也没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国王和诸侯,这些人大概跟五代十国那些军阀差不多,没有什么合法性神圣性。
所以这些国王早期的统治非常不稳定,王国很容易被颠覆,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个思想去为他们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背书。
于是基督教会就有了用武之地,所谓君权神授,上帝给予国王权力,因此就给这些国王的王冠增添了一定的神圣性,国王登基之时要进行加冕典礼,而加冕者正是教会,这便是教会以上帝的名义给国王的权力背书。
这样他们的统治自然相对要稳定一些了。
作为回报,国王让渡了一部分经济和社会权利给教会。
比如教会的十一税,你以为那些国王为什么会把收税的权力给教士?他们可不在乎什么上帝,在乎的是权利的稳固。
国王和教会实际上是互相合作的交易关系,一起压制底层人的反抗,教士提供思想牢笼,国王提供武力基础,互相利用。
而这种情况到了东欧出现了一下变化,东欧是有皇帝的,拜占庭帝国——尽管这个皇帝跟中国的皇帝没法比,但总归是要比那些国王更神圣一些,所以他们对教会的压制也更大,为了适应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所以出现了东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最大的区别就是皇帝的世俗权力大于教会的宗教权力。
说白了,就是互相要价,权力越大,本钱越多,占的股份自然也就越多。
而到了印度,情况又出现了变化,印度的统治者不是一个皇帝,也不是一群国王,而是一个民族——雅利安人,自然要采用的思想也会不同。
这个文化必须让整个民族获得利益。
于是就有一群人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统治编写了婆罗门教的设定集。
他们信仰婆罗门教信仰种姓制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恰恰是因为他们聪明,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种族的利益。
所以你明白了吧,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所遵守的所有古老的传统文化,神圣的宗教传承,本质上都是古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做出的选择,编造出来的,根深蒂固的跟国家文明绑定在一起,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说白,一件工具而已。
但对于那些处于统治下的人来说,自然要不断地加以灌输,由于人类当中大部分都是愚民,让你信上帝你就信上帝,让你信佛祖你就信佛祖,让你信孝道你就信孝道。
因此每一个文明的人,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但是说白了,这些人大部分人都是愚者,被从小灌输的思想所奴役。
知识分子倒是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些传统真正的目的,只是徒劳的去反对这些文化上的表面漏洞。
而投机主义者,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传统文化,他们要么假装相信,要么干脆利用这些传统文化来为自己获取利益。
只有真正的大智慧者,才能明白这些文化的真实意义,并加以引导驱动……”
萧杰一时间有些怔怔出神,陈天问的话不免有些惊世骇俗,不过却又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忽然,他脑子里却想到了什么,微笑道:“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儒家孝道,是不同的。”
“呵呵,你倒是说说,有什么不同?”
萧杰微微一笑,“孝道是讲道理,先不说这个道理是否完美,或者有无Bug,但至少它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