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斐潜和曹操,如果也是如此一般,又是谁会在一旁拍巴掌鼓劲?
敌人未必都在外部啊!
在华夏古代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博弈始终存在。
三国时期,又是极为特殊的一段时间,皇权衰微、门阀崛起、土地兼并加剧,整个天下动荡不安,可这种动荡,又是实现根本性变革的最好时机。
当然,想要实现这种变革,就要越传统权谋之术,构建系统性的制度,重建整个政治框架……
斐潜在关中,已经算是在土地制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具备革命性的突破。
先就是『耕者有其田』。
这是一个从上古就有政治家明白的道理,可是依旧免不了在实行的过程当中被私欲所玷污。在民众意识无法提升到极高的层面之前,保持自耕农的数量,无疑就是稳定整个社会的基础。
当孟子提出恒心恒产的理论时,或许只是为了劝告执政者别太贪婪,多少给民众百姓留下一点吃食,但是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的指导展意义在内的。
恒产不一定是耕作的田亩,也可以是其他较为稳定的产业,当民众拥有这些可以长期依靠的物质基础时,才会产生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这与马大胡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形成跨越时空的思想呼应。
孟子并非单纯强调财产占有,而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可以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这样民众就会安定,社会和国家就能得到展。
是不是很简单?
可就是有人做不到。
当然也不排除有『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仁人志士,这些脱离趣味的人,显然越了那些『有恒产而无恒心』的投机者,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照亮黑暗,指引道路的闪亮明灯。
斐潜在关中,推行推行『军功爵田』与『流民屯田』的双轨制,将战争当中出现的无主荒地授予退伍士兵与流民,建立出一套独立于士族的自耕农经济单元,从而摆脱了原本关中和河东士族的禁锢。
而对于自耕农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抵抗风险能力太差。可以说从古至今,底层的民众对于风险的抗性,无限的趋近于零。任何一场灾害,病痛,甚至一点点的小事故,都可能会导致自耕农不得不贱卖自己唯一的产业,求得一时的生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兼并,或者叫做『资产重组』就难以避免,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斐潜在关中设立了类似于『常平仓』的机构,通过统一的粮食储备系统实施土地典当赎买,在自耕农有需要的时候代替原本的乡绅私人借贷,也是逐步瓦解庄园经济的一种手段。
但是同样的,这手段并不保险,也不能保证在展到了一定时期,这个原本面向困苦家庭的贷款,变成了只是『锦上添花』的富人的额外生财之道。毕竟从官方低息贷款拿到钱,然后加息贷给第三方赚取差价,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操作。
仅仅是这样,也并不足以改变山东的经济体制,扭转构陷了三四百年的奈头乐。
斐潜还在关中建立了新的货币财政体系,扭转了原本『五铢钱——粮本位』的架构体系,开始采用更加复杂的金银铜贵重金属货币,将货币的行权收回中央,也就自然而然的削弱地方豪强的经济操纵能力,同时建立了『大漠』、『西域』、『雪区』、『交趾』四条对外贸易路线,在构建出物流网络,拓展商道的同时,也扩展了道路交通,重新塑造了国家所控制的战略物资流通渠道的经济命脉。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了政治权利的再分配,也就是为了在大汉当下建造出一个新型治理架构。
斐潜所推行的『四三二一』政治管理系统,原本就是绕过郡县直接构建中央直达基层的治理体系,但是这种垂直管理系统有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就是『人』。就像是在后世,若是没有大学生扩招,也喊不出什么大学生村官来。
斐潜现在虽然有守山学宫,有青龙寺,但是只能勉强在关中河东之地够用,而山东之处人口密集,需要的这些官吏数量至少是关中的十倍!
而且为了保证官吏不会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大概率会出现官绅勾结的情况,就必须实行『流官和任期回避责任制』,不仅是地方官员不得在本籍五百里内任职,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切断其与士族的利益纽带。
这样就更缺人。
等等这些事项,都是需要人手,甚至还需要额外配备大量的监察人员……
人不够,那么就是必须要办教育,而山东教育体系,包括各地的学宫经书什么的,又是在士族乡绅手中,这就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需要乡绅来协助教育,擢升寒门,但是寒门又很快的演化成为新的士族门阀,甚至相互勾结联姻成为区域性,甚至是朋党性质的巨大政治聚合体。
当斐潜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庞统也是直挠头。
『兵事如此水……』斐潜指着大河说道,『若出函谷,便如东去之水,不可复回。』
进军山东,在现在的情况下,多半就会出现当年燕国进军齐国的情况,动辄攻陷了多少城,然后稍微有些不对劲,或是在战事僵持之下出现了什么纰漏,难免又是『七十余城皆复』!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时之间,斐潜和庞统都沉默了下来。